以下内容摘自，有删减。

2023年，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Jacinda Ardern）辞职，她的理由是“我感到倦怠，没有足够的能量应对意想不到的挑战”。

倦怠不仅存在于工作中和职场间，也存在于家庭关系、夫妻关系之中，还存在于不同文化传统的各国之中。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其职场都流行倦怠文化，在中国，它的名字可能是“佛系”“躺平”“划水”“摆烂”；在美国，它的名字是“quiet quitting” 或者“great resignation”。当然，倦怠在美国的含义并不是真要辞职，或者坚决离开现在这份工作，而是职场人士用最少的精力、最小的激情、最低的付出来应付现在这份工作。

对倦怠这一社会现象做出开创性研究的伟大学者，就是克里斯蒂娜·马斯拉赫（Christina Maslach）。马斯拉赫虽在社会心理学诸多领域都有所建树，但在倦怠方面的研究最为知名，被认为是“倦怠研究之母”。

马斯拉赫“传奇式扭转”

一个举世瞩目的研究项目在20世纪70年代诞生：斯坦福监狱实验（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这个项目的资助人是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的管理者，他们经常被美国监狱里警卫和囚犯之间的冲突所困扰。囚犯似乎恶意十足，再温和的有大学文凭的警卫也会被变成虐待狂，双方都呈现出越来越可怕的反社会倾向。于是，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委托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菲利普·津巴多 （Philip G. Zimbardo） 来推进这项“斯坦福监狱实验”（注：该实验的科学性存在争议）。

津巴多先从男性大学生中选出75人。通过心理健康实验后，这75人被随机分配到位于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大楼地下室的模拟监狱中担任“囚犯”或“警卫”。实验的角色分类，让本来同为大学生的75名男性变成了不同的人，他们遵守不同的规则，行使不同的权利。津巴多本人则扮演“监狱长”的角色，调解警卫与囚犯之间的纠纷。但实际上，他并不阻挡警卫严重的虐待行为。警卫变本加厉地虐待囚犯，津巴多还是没有进行任何干预。而有些囚犯开始受不了，但是根据规则，他们不能退出，于是有人假装难以控制愤怒、患有抑郁症或其他精神障碍，最终获得假释。囚犯和警卫适应了他们的社会角色，超越了预期的界限，就像现实一样，人越来越贴近“脚本情境”所设定的角色。

马斯拉赫目睹了这一切，她认为，“情境对我们人类行为的影响可能比大多数人所理解的更强大。人在（极端）情境下会成为野兽，而很少有人能认识到这一点。”

马斯拉赫对情境主义的分析，彻底扭转了津巴多的研究路线，也从一个新的角度提供了对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理解，让其发展为人类最重要的心理实验之一。津巴多和马斯拉赫将这个实验所表达的情境主义称为“路西法效应”（the Lucifer effect）。

马斯拉赫和津巴多还认为，好人作恶是一种不断滑坡的过程，他们会沉浸其中。首先，这些好人不假思索地接受社会规则，迈出“被规训的第一步”，然后会将他人视为非人类，可以在社会规则要求下随意对待他人，再通过体制的力量“去个性化”，从而分散他们的个人责任，任何时候都表现出盲从权威，不加批判地遵守群体规范，通过不作为和漠不关心来容忍邪恶。最后，社会悲剧产生，所有人都变得邪恶。

倦怠到底是什么？

马斯拉赫“扭转”了斯坦福监狱实验，她注意到真实世界中的监狱警卫以及为囚犯辩护的律师们，都拥有一种稳定的（难以用情境主义解释的）东西——倦怠。很多律师告诉马斯拉赫，“我付出了 110% 的努力，结果却发现自己痛苦不堪。如果我可以干点别的，我一定会转行。而且，我会建议我的孩子远离那些囚犯。”除律师外，医生、护士、中学老师、司机、技术工程师们，都有这样的普遍状态。

马斯拉赫甚至发现家庭主妇也存在这样的精神状态，有很多人告诉马斯拉赫，“我抛弃自己的丈夫和孩子，离家出走”“我无比厌倦厨房和我的老公，我无比厌恶家庭主妇的人生”……倦怠一词则来自莎士比亚在1599 年创作的十四行诗，诗句描写的是“一个女人的爱燃烧殆尽，她对男人不再抱有任何期待”。倦怠就是让人感到极度疲惫、愤世嫉俗、疏离以及无能为力，这会导致他们在工作、社交和情感上退缩。倦怠就像莎士比亚的诗句描述的那样，“曾经炽热的爱的火焰已经化为灰烬，留下的是筋疲力尽的感觉。”

关键问题在于，如何真正抓住对倦怠的核心理解？倦怠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如何克服它？它是一种精神障碍吗？它有哪些分析维度？

首先，马斯拉赫在1981年开始设计评估倦怠的工具，即后来大名鼎鼎的“马氏职业倦怠量表”（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MBI）。MBI设计的核心就是理解情绪耗竭、人格解体（在职业环境中对其他人缺乏同理心）。情绪耗竭是激情的消失，而人格解体则是马斯拉赫受到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启发提出的，它是指人因为工作或者权力情境被“异化”成一个对他人漠不关心（照章办事）的人。

其次，马斯拉赫并不认为倦怠是一种精神问题，它也不是抑郁症。这一点是有争议的。以新冠疫情为例，很多人苦苦支撑他们的事业却最终感到精疲力竭，相当一部分人得了抑郁症，导致全球抗抑郁药物的使用数量暴增。但是，马斯拉赫受到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影响，认为“人变坏是因为情境，如果中止或者改善这个情境，那么人会变好，这个过程不是人得了病，而是人受到了情境的影响”。事实上，一些医疗实验也证明了马斯拉赫似乎是对的。倦怠和抑郁症有重叠的症状，但从内分泌角度看，二者的生物学基础是不同的。

最后且最重要的是，马斯拉赫建立了一个综合体系来理解倦怠，即“六因素评估”：超负荷工作、缺乏控制、奖励不足、社区崩溃、缺乏公平、价值观冲突。所以，当组织出现员工倦怠的时候，应当考察工作量是否合理、员工获得的资源是否充分、组织的价值观是否正向、对员工是否公平、领导是否存在霸凌行为，以及同事关系是否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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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马斯拉赫

《北大金融评论》：马斯拉赫教授，您认为组织中谁应该解决倦怠问题呢？是首席执行官吗？但是从组织的绩效评定上，他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公司内部的倦怠，而是关于公司行业竞争力和股东利润的挑战。

马斯拉赫（Maslach & Leiter）：我们认为，从首席执行官到一线经理都应该致力于解决不匹配问题，因为倦怠对组织来说代价非常高昂。为什么？因为倦怠会导致缺勤率提高、生产力降低、人员流失率提高，以及医疗保健成本增加。《哈佛商业评论》中有一篇文章估计，在美国，与职业倦怠相关的年度医疗保健支出为1250 亿—1900 亿美元。另外一些研究表明，经历过倦怠的员工不仅更有可能请假，而且他们请假的时间是一般员工的两倍多。高人员流失率会让代价更加高昂，因为雇用新工人涉及更高的转换成本。

《北大金融评论》：美国有“倦怠”这样的社会现象，中国也有类似“躺平”“佛系”这样的职业倦怠表达。为什么几乎在所有职业或年龄阶段中都会遭遇倦怠问题？

马斯拉赫（Maslach & Leiter）：倦怠是一种基本生存危机。员工长期在压力大的环境中工作时会发生这种情况，当工作环境与他们的需求和愿望不匹配时，就会产生倦怠，这在所有职业中都是一致的。也许不同职业在加剧倦怠的“不匹配”方面有所不同，比如，解决不匹配问题，对于医疗保健行业中的医生和护士或者技术公司里面的技术人员来说，要比销售人员更急迫。

《北大金融评论》：您怎么看待中国“996”现象背后的倦怠？

马斯拉赫（Maslach & Leiter）：“996”工作文化对员工来说非常不健康、不公平。他们用“躺平”来形容自己的心理状态只不过是表示他们需要获得一些属于自己的东西，比如更多的闲暇，为自己工作之外的个人兴趣腾出一些时间。所以，从我的倦怠理论分析（六因素评估）来看， 这里最不匹配的是工作量、控制和公平。

《北大金融评论》：我们接着谈谈中国的现实。因为职业倦怠（当然也包括一部分失业），有些人成为抑郁症患者，他们过得非常糟糕。我们已经看到很多中国企业开始设立心理咨询师岗位。您觉得从组织内部形成干预是一种好办法吗？

马斯拉赫（Maslach & Leiter）： 帮助员工应对压力源（例如提供心理咨询），当然是一种好意，但实际上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倦怠产生的问题。产生倦怠的原因，是慢性工作压力源没有得到很好的管理，所以防止倦怠实际上是一个管理问题，而不仅仅是员工跟不上苛刻的工作节奏所形成的个人困难。

使用我所开创的MBI来识别“谁”正在经历倦怠，实际上是对MBI的误用。相反，MBI旨在通过将人们与其工作条件进行结合，从而发现人们为什么会感到倦怠。如果以这种方式使用MBI，并与员工“共享”根本原因，那么就完全有可能解决慢性工作压力源问题以及更好地帮助员工管理它们。所以，使用MBI的最终目标是提高员工与工作的匹配度，让他们工作得更好，获得成长，而不是被打败。

注：接受采访的不仅有马斯拉赫教授，还包括她的合作者——加拿大阿卡迪亚大学心理学兼职教授迈克尔·莱特（Michael P. Leiter），因此用“Maslach & Leiter”将他们视为一个整体，在这里予以提示。

采写：唐学鹏